运河的水纹里藏着无数生死故事，1939年开年后冰冻几寸的河面上的那道道水痕，却是当年我那二十五岁的母亲以主见、用定力映出的生命轨迹。

头溪河冰封的水面泛着春寒料峭的波光，1939年的一个清晨，河水载不动满船的恐慌。

是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破淮安城，“国军”几乎未放一枪，撇下当年乡村自行组织的青壮年自卫团少数武装，望风而逃；日军所到之处，总是以强大的空中优势狂轰滥炸开路，随后地面以“扫荡”为名跟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车桥北有个小兴庄，鬼子用刺刀生生地捅死八个无辜老百姓，车桥大街被日军飞机轰炸得瓦砾满地，商铺民房一片火海，小吕舍有个二姨姐姐张二娆到街上打了酱油往回走，正遇鬼子扔炸弹，吓得赶紧往回跑，炸弹气浪一波掀来，将她掀翻，跑到家里一摸鼻子平了，回家叫喊：“妈！妈！我鼻子没了！”受此惊吓一命呜呼。“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！”消息像刺骨的西北风一样无情地刮遍淮安东乡每个角落，恐慌如同瘟疫般在民间蔓延。“跑反了……”凄厉的喊声撕破了宁静的清晨，人们都痛恨日本鬼子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的残暴，事实上百倍于妖魔鬼怪。庄邻们扶老携幼，惊慌失措向西、向东、向南逃难。

我母亲娘家是施河红庄杨家，兄妹五人，她最小，那时已是刘家的媳妇，打起包袱背着、臂弯里挽着一个小包袱，怀里紧抱着我未曾谋面的大姐莲娣，时年刚虚岁五岁，叩别厚昌老太爷，辞别留下抗争的家人，随着人流挤向码头，结伴同行的有崔恒生妈妈（我们称呼“小姑”）等庄上一众逃难人。

战火使她的面庞上早已褪去了羞涩，取而代之的是乱世中磨砺出的沉静。她的父亲、我的外爹，红庄那位精通易经和麻衣相法的杨老先生，曾在庞王庄的“十方观音庵”做庙祝，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，少时抚着她的头说：“老姑娘，你命里带‘定’，遇事不慌，这是造化。你是东海的蓝月，晚到的福报。”

河畔已乱作一团。大大小小的船只挤在河湾里，兴化来的船家的吆喝声与难民的哭喊声交织。“下江南，到镇江！”“三斗米一个人，不能少！”一个精瘦的船夫撑着竹篙、站在船头吆喝，他的木船不算大，却已挤满了二三十号人。

“妈，我不跑反！要死，也和我大（音：dia，去声；“爸爸”的意思）死在一块堆！”莲娣把小脸埋进母亲颈窝低声而坚定地说。

“瞎讲，大过年的不许说‘死’，呸！呸！呸！我伢命大。我们到南边去，你大、你叔、你哥他们才能安心打鬼子。”她轻声说着，眼里噙着泪花，步子坚定地向前挪动。别人家大都是全家逃难，独独刘家只有妇孺跑反，青壮年男子都留下了。“童言无忌！童言无忌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”她轻声地念叨着，转头向东看向百米之遥的土地庙，内心在跪拜和祈祷。此去何方？归来何年？

木船离开了前沙码头，向西行进。头溪河在这一带蜿蜒曲折，南岸的柳树将要抽芽、北岸的榉树尚在梦中，本应是生机盎然到来的季节，如今却弥漫着一片萧杀的气息。

头溪河是淮安水系的一条支流，头溪河连接着更大的运河网络，集成运河以西排洪的主干河，素有“十洞归溪”之说，这里的船只往来不息，本是日常生活的景象，那时却成了逃命的通道。船家们撑着木船，载着满舱的恐慌和希望，向西行进。船身撞击冰块、橹篙划破水面，发出规律的声响，却掩不住舱内压抑的哭泣和叹息。

那时的头溪河不足如今的三分之一宽，在“崔河”这个地方连通南北走向的横河，横河东是一望无际的水荡、圩田，横河直达上陶河、连接泾河，直达京杭大运河。

“崔河”是地名，崔河座落于溪河、横河的十字交叉口，也是横河上十三道河堐之一，是通往宝应、连接车桥的重要关隘，是西往“三官殿”，东往“绿草荡”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、商业中心，也是苏北“德星堂”崔氏总祠堂和苏北名寺“寿佛庵”，南京上海闻名的“九龙桥”“凤凰墩”“三座大坟茔”山西道台潘家祖坟所在地，河上架设着大松木拱桥，四排斗桩八柱横梁斜称榫套榫，枕投枕，桥面整木排铺，桥身桐油泛光锃亮，桥中丈八拱门雕龙画柱流光溢彩，高出水面两丈，宽一丈六，长十六丈，几里之外遥见巍峨，骡马车行，轴重通行。崔河平时十分繁华，有道是“万里漕艘连天下、千卷白帆入关来”，如今死气沉沉。

图为“崔河大桥”，解放后修建，已拆建新。

该桥贯通南北，桥下为东西走向的“头溪河”，桥的右侧是南北走向的“横（音hóng）河”。

到了崔河、快进横河时，船忽然慢了下来。“各位乡俚，对不住了！”船家冒声冒气（水音）地突然大声喊道:“前面水浅，船重难行，还请各位下船步行一段，到南边陶河码头再上船。”

船舱里顿时炸开了锅。一位白胡子老者颤巍巍站起：“船家，大家伙都刚上船、就要下船，席里被窝、扯东拉西，这些东西也不好手挑肩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对不住，水面上冰多，又是逆水行船，实在载不动了，拉纤的也没得劲了。”船家眼神闪烁，“下了船沿河岸向南走，不过十里路，就到陶河码头了。”

逃难的人群面面相觑，终究还是拗不过，开始陆续下船。大家心想：船家常走水路，想必是懂的。乱世之中，能忍则忍。

我母亲却巍然不动。怀里的莲娣已经睡着，脸上还挂着泪痕。

“这位小嫂子，下船吧！”船家走到她面前。

“船家，我带着孩子，肚子里还怀着一个，实在走不动那么远路。”她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坚定。母亲是小脚，有孕在身，讲的也是实情。说走不动那么远的路，倒不是实话，1953年她扛着我哥徒步去运河边、平桥镇的码头送别我的堂哥刘正平，一天往返70多里也走下来了。

“水浅船重，结冰又厚，要是搁浅了，大家伙都走不成！”

“现在是枯水期不假。我看这水位，比往年这时还要高上几分，哪里来的水浅之说？！”

船家一愣，显然没料到这个年轻妇人如此难缠。“你这妇人好不晓事！让你哈（下）去就哈（下）去，啰嗦啿哝西！”

邻座的朱二妈扯扯她的衣袖：“他二妈，还是下吧，下吧，不能惹事。”

我母亲却不理会，直视船家：“你可是要到前面涨价？”

船家脸色骤变，压低声音：“你瞎讲什么！”

“我娘家是红庄杨家，家里也有船，南来北往搭客运货，这河道上的规矩，我懂。”声音依然平静，“你不过是嫌这趟挣得少，想拐到前面接价钱更高的。”

船家被说中心事，顿时恼羞成怒，低声说：“你下不下？不下我就动手了！我手里这竹篙子可不长眼！这大溪河里失足淹死了的哪一年没有？”

“你动一下试试。”我母亲突然提高声调，“这船上、岸上还有这么多庄邻看着，你今天要是动一下手，看你日后还能不能在这头溪河帮上跑船！我姓刘的在这前后三庄也不是好惹的！”

淮安船帮最重名声，这话正戳中船家痛处。他内心咬牙切齿，却果然不敢动手。

“你侬个是刘家的？！”明显愣住了。“敢问，刘大爹爹刘步云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公公！上了你的船，他是晓得的，你老大姓韩、韩老大吧？”

再听说是刘家的，更是不敢有坏脸色了，他问了我爷爷的名字，没敢提起我的老太爷。老太爷的威望、能量与手段，想必他更是知道的。老太爷刘厚昌是淮安东乡总乡约、老同盟会会员，有一年腊月底，老太爷带着长工、牵头骡子去淮安城送礼，路过“石塘”被一帮土匪给劫道了，他平静地连骡子带礼给了土匪，往回走时，路过朱桥、小闸子，放出话来：“他们三天之内给我送回来！要不然，后果自负！”当天晚上，土匪如数奉还、赔礼道歉。

“噢噢噢！好的好的！”“您带大小姐到船舱里坐，女人不作兴坐船头。”明显客客气气了。

最后，船家悻悻作罢，返身去撑船。留下来的除了杨氏母女，还有另外两对原本犹豫的小姑和小姑大夫妻，见有人出头，也壮着胆子留了下来。

上岸的已从“崔河关”北岸的码头上岸，上“崔河大桥”经“河南庄”沿横河大堤向南而去。船家歇在船头抽袋旱烟尔后解缆开船，果然并未如约南行，却继续向西行去。留在船上的其它几个人面面相觑，皆有后怕之色。上岸的人只顾往陶河走，路边的房屋、店铺遮挡，所以也看不见船的动向。

船行至“于王庄”码头，只见那里果然聚集了更多逃难的人，船费已经涨到每客三块银元，只收钱、不收米，只收银元、不收钞票。自然，多数人是上不了船的。丰年时，一亩水田作价七块银元；饥荒之年，一亩水田贱卖也有三块银元。船家接了新客，暗暗地瞪了我母亲一眼，却也无话可说，四目相对时立马又挤出点讨好的笑容、故作轻松。

就在这时，后方突然传来零星的枪声——正是从陶河方向传来的！崔河大桥也升起滚滚浓烟，鬼子放火烧了百年老桥，意图阻断逃难人的生路，阻隔地方游击队过桥偷袭，此时，船上众人顿时面无人色，船家更是骇得要死、腿肚子打抖。

后来才晓得，那批下船的难民沿横河堤南逃时，正好撞上了几个扛着三八大盖的日本鬼子。惊慌失措的人群四散奔逃，日军开枪打死几人，伤者十余人，鲜血染红了头溪河南岸。老家庄上“丁、朱”二姓从此绝迹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不知所踪。

行船同样充满艰辛和危险。我母亲后来说“行船不仅苦，而且险。船家也有这样一说：‘世上有三险，驶船、跑马、上刀山’，驶船是第一险。过江无风三尺浪，过湖如过鬼门关。搁浅、碰船、沉船、翻船在那个时代时有发生，船毁人亡顷刻之间。”这样的环境与劳动强度，也养成了船民独特的性格和文化“水上人不记仇。有走船吵架，住船说话的习惯。”在船上，他们倒也相处和睦、同舟共济。

图为主人翁刘杨氏（杨宝茗），1914年农历三月廿三出生，2002年1月13日（农历腊月初一）去世

我母亲一行经平桥、过扬州，沿途遇水匪路霸、日军盘查，最终侥幸平安抵达镇江，在中华路江边码头上了岸，带着莲娣开始了漂泊生活，一度在苏州的街头支个小摊子卖汤圆，一度帮人洗衣裳，一度捡煤球度日，离家时藏在发髻里的金戒指、金手镯始终没有变卖。那段经历成为家族口耳相传的故事，而她的“主见与定力”也为后人所铭记。在混乱和压力下，多数人会选择从众，以为安全存在于群体之中。我的母亲能够抵抗从众压力，坚持自己的判断，这种品质在如今的社会依然稀缺而珍贵。

淮安作为漕运枢纽，商业文化中既有诚信经营的传统，也有投机取巧的陋习，行船人，多半匪。船家在此次事件中的行为，正是那种“乱世谋利”的心态体现。而我母亲之所以能看透船家的算计，与她生长在红庄、嫁到前沙庄的经历密不可分，临水而居，庄人按说皆深谙水路经营之道。

她的父亲，那位精通易经的老先生，曾教她：“世事如棋局，得失往往系于一念之间。定力不是固执，而是看透世事后的沉着。”主见是迷雾中的灯，定力是狂涛中的锚。

逃难期间我母亲多是农忙回老家，闲时进城打短工，半数以上时间是在老家生活。1951年和我的嫡堂二姐、二姐夫王夕山一家三口一起从上海经镇江走水路回老家，路上用了整整21天。人们常说，世上有三苦：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行船之苦，我的母亲深有体会。门前的头溪河水依旧静静流淌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河岸边的野花年年红得异常鲜艳，老辈人说：那是鲜血浇灌的缘故。

如今，站在头溪河畔，已经听不到当年的枪声和哭喊。

在那个命如草芥、人命不值钱的年代，一个二十五岁弱女子的主见与定力，不仅挽救了自己的生命，也影响着后人的命运。

这或许就是运河文化最深刻的启示——在流淌的历史长河中，个体的选择同样能够掀起波澜。

头溪河的水还在流淌，载着新的船只和新的梦想。而那些沉淀在河底的故事，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