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色如一只温驯的巨鸟，缓缓收拢起它镀金的羽翼，将我的老家轻轻拢入怀中。里下河的水网，白日里清亮如少女的明眸，此刻却像一块被岁月摩挲得温润的古铜镜，泛着沉静的、幽幽的绿光，仿佛将一整天的天光云影都沉淀在了心底。风从芦苇荡深处踱来，携着水汽的沁凉和植物根茎的泥土气息。那芦苇，长得比人还挺拔，密密匝匝，在晚风里摇曳出一片无边的沙沙声，像是大地沉睡前的呢喃。

就在这沙沙声的韵律间，渗入了那熟悉的、欸乃的棹桨声。它不紧不慢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是这水乡黄昏亘古的心跳。那不是船，是我家那趟麻鸭归家了。它们从芦苇的迷宫里悠悠荡出，浩浩荡荡，不像是一片云，倒像是一幅活了的、暖融融的赭褐色织锦。那是我们里下河地区特有的麻鸭，羽毛并非纯色，是那种栗褐色中洒满深褐斑点的模样，在夕照下，每一只都像一枚会游动的、光润的卵石。

它们是何等的欢畅！有的振起翅膀，双脚在水面上踏出急促的鼓点，脖颈高昂，发出嘹亮的“嘎嘎”声，满是收获后的得意；有的则沉稳许多，长长的脖子优雅地一弓，尾羽那簇土色的羽毛向天一翘，便悄然没入碧波，只留下一圈温柔的涟漪，半晌，才在远处冒头，扁黄的喙上银光一闪，一条小鱼便落了肚，它满足地晃晃脑袋，水珠从颈项滚落，宛如散落的珍珠；那些雏鸭，绒毛还未褪尽，像一团团滚动的黄绒球，笨拙地模仿着，小脑袋扎进水里，肥嘟嘟的屁股却翘得老高，天真得惹人发笑。它们搅动了河水的宁静，也搅动着我梦底那片金色的光晕。

放鸭子的四哥，双手握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细长竹篙，篙子顶端系着的两绺红布条，在暮色里像两簇不熄的小火苗。他口中偶尔发出几个简短、低沉的音节，那鸭群便如听得懂军令的士兵，秩序井然。偶有一两个调皮的想溜去一旁的稻田，四哥只需将竹篙在水面上轻轻一横，一道无形的界限便即刻生成，那离群的鸭子便乖乖扭身归队。他那张被江淮风雨雕刻得棱角分明的脸上，平日少有波澜，此刻却仿佛被这丰收的暮色熏染，嘴角牵起一丝极难察觉的、满足的弧度。他的目光，像一张温柔而又细密的网，稳稳地罩着他的鸭群。这群毛色鲜亮、臀肥体美的麻鸭，便是他沉默的丰碑，是他汗水凝结成的骄傲。

鸭群的喧闹与四哥的沉静，一动一静，谱写着水乡和谐的晚祷。渐渐地，芦苇、河水、鸭群、连同四哥那微偻而坚实的背影，开始被渐浓的暮霭一层层晕染。先是篙尖点出的水纹模糊了，接着，鸭群的欢鸣也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琉璃。整个世界缓缓向梦境深处沉降，融入那暮色四合、墨意淋漓的田野。最后，连天边那抹瑰丽的霞光也终于燃尽，万物仿佛都隐入了无边的静谧。唯有远处，在芦苇荡的幽深之处，一盏灯亮了起来……那是用旧的医用盐水瓶，巧妙地去掉了底，以木片为托做成的简易灯，晕开一团昏黄而温暖的光晕，像一颗不肯睡去的星星，久久地，守护着这片沉睡的水土，也为我这遥远的梦，标下了一个温柔而明亮的注脚。

二

四哥刘顺，是我的嫡堂四哥，在我心里，却与嫡亲的无异。他是民国二十二年，也就是1933年的腊月二十五，迎着年关的鞭炮屑来到人世间的。那时，我们家的光景，已如同秋后荷塘里的残梗，在时代的寒风中瑟缩了好一阵子了。

他出生前的五六年，老家刚遭过兵燹。军阀孙传芳的溃兵像一阵蝗虫掠过里下河，其中有个外号“蒋黑子”的蒋师长，曾借我家的西院做200师师部半年有余，败逃时除了确实拿不走的房产、田产，顺手将家中些许压箱底的东西都掳了去。这还不算，那位衣着光鲜的蒋太太竟也看上了家中的妆奁衣橱，说是“借”去用用，这一借便再无归还之日。后来听说，那套家具，竟流落到了车桥镇东头的“大吕舍”，家里人去理论过几回，终究是泥牛入海，杳无音信。家道，便这样无可挽回地滑落下去，与那时千疮百孔的民族命运，沉浮与共，哀戚相连。

老家的规矩，是倾尽全力培养“头男长子”，指望他读书明理，撑持门户，光耀门楣。我爹爹（爷爷）咬牙请了淮安城里有名的黄二先生，专门来家塾教导我的父亲和我的嫡堂大哥。朗朗书声从厢房传出时，我那年幼的四哥，还有他的小哥（二哥）、三哥，却已是田埂上、河沟里的壮劳力了。他们识得的字，加起来恐怕也就两三百字。家里来了亲戚客人，陪吃饭的规矩是老大上桌子，其余的都须躲远点、跑外去玩，不能有那种“饿吼吼”的穷相；穿衣的传统更是“老大穿新，老二穿旧，老三穿补，老四穿破，老五穿烂”。四哥的童年，没有“之乎者也”，只有日复一日、仿佛没有尽头的劳作。

天蒙蒙亮，他就得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提着一盏用医用盐水瓶自制的简陋的灯，去田埂边、水沟旁薅猪草。那灯，是去掉瓶底，嵌上个木托，灌满煤油，光线昏黄如豆，只能照亮脚下方寸之地，灯罩被水汽熏得朦胧，却要陪着他熬过一个个黎明前的黑暗。接着，他又要攥着镰刀，借着熹微的晨光，去割刚退去露水的青草，喂养那头维系着一家生计的老水牛。再大些，耕田时，他得在后头死死牵着牛绳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冰冷的淤泥里，小小的身子几乎要被那新翻起的、沉重的泥浪吞没。割稻时，金黄的稻穗如刃，总在他稚嫩的手指上划开细密的口子。他还会在星夜里，提着那盏盐水瓶做的灯，去河汊边、水田埂上照“长鱼”（黄鳝），那点微弱的光在水面上摇曳，映出他专注而疲惫的脸庞。

四哥有一副泥瓦匠好手艺，在我们那里前后三庄是出了名的好艺，远近乡邻都认他的功夫。他砌新墙，错缝勾连，如老木匠的榫卯般严丝合缝；墙体砌出来，上下笔直，面面光平，仿佛拿墨线校过一般。屋面上缮稻草、铺麦秸，他手里出来总是平整匀净，从头到尾换一回新草，绝不见一处积水漏雨的“流沟儿”。还擅长划土角块子，落个绳印，等衬有致，准个划刀，直角如线。哪家屋漏了、墙裂了，都乐意请他。他也不推辞，拎上那几样贴身的家伙——泥瓦刀、泥抹子、划草用的小耙子，腰后别一杆旱烟袋，天还未亮透，人就出了门。

那些年，帮忙就是帮忙，做几天事也不谈工钱。他话不多，平时脸上不见什么笑影，可一旦笑起来，像我一样，咧开一嘴大板牙，两眼眯作两道弯弯的缝——那笑容里，是匠人做完一桩活计之后的踏实，也是人帮人之间，最朴素的心安。

四哥的苦，是娘胎里带来的苦，是那个时代烙在无数农家子弟身上的共同印记。那盏用盐水瓶罩住的灯，成了他苦命童年最忠实的伙伴。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超时的劳作，还是在黑夜的田野里为补贴家用而寻觅，那一点如豆的、摇曳的昏光，不仅照亮了他脚下泥泞的路，也早早地，将他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苦日子，照得透亮。他的一生，仿佛从落地那一刻起，就注定要在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上，用沉默的脊背，承担起家庭沉甸甸的重担。

三

我大姐莲娣十岁时害天花走了，我父亲母亲便双双失了魂、失魂落魄。白天对着空屋发呆，夜里听见声响便以为是莲娣回来了。最痛心时，我母亲竟得了“失心疯”，深更半夜跑到东荒坟地里，刨开新土，将她那根长辫子攥在手中，贴在胸口，一声声声泪俱下地呼唤：“莲娣啊，跟妈回家(gà)……”那几年总是产生幻觉，莲娣若隐若现的出现她的面前……

梁上的燕子还在，窝里的小燕子才刚会探头，可我们家却像断了大梁的屋，眼瞅着要塌了。我爹爹（爷爷）拄着拐杖站在东院院门前，望着西院我父母住的西厢房熏黑的南墙，长长地叹气……转脸看到自己的大重孙子（曾孙）刘承华在欢快地跑动，四孙子、我四哥顺成子（四哥的乳名）既有耐心更有爱心在陪伴，他眼前一亮，看到了希望，老话说“侄儿堂前站，绝非绝户汉”，他做主将四哥过继给我父母。我大爷（大伯）有五子二女，四哥与莲娣大姐年龄最为接近。刘顺四哥那时还是个半大孩子，穿着新浆洗的竹布长衫，袖口磨得发亮，却熨得平平整整。他跪在堂前给爹爹磕头，额头触地的声响惊起了梁间的燕子，“从今往后，你就是你小爷（叔）的亲儿子，给你小爷（叔）你二妈撑门立户。”

母亲站着接过他奉的枣茶，眼泪在瓷碗里打转，泛起一圈圈涟漪：“好伢子！苦了你了，难为你了……”

四哥来的头一桩事，就是要治父亲的病。那时节，家里连买药的钱都凑不齐，他一个半大孩子，能有什么法子？只能靠两条腿，靠一颗虔诚的心。

那个雾蒙蒙的清晨，四哥天不亮就起身，揣着两个昨晚烤的山芋（红薯），说要走上十几里路，到宝应县塔儿头的“定善禅寺”去求佛。母亲撵到路上，往他怀里塞了几个鸡蛋：“带给庙里的师父，好歹是个心意。”直到月上柳梢头，才看见四哥拖着疲惫的身影回来。裤脚上沾满了泥浆，布鞋磨破了底，可他眼中有光：“小爷有救了！庙里的师父给了个方子……”

此后几乎每年，四哥必定要往定善禅寺去一两趟。有时求回几味草药，黄纸包得方正；有时只得几句禅语，他也珍重地揣在心间。他不放心，又四处打听乡间的土方——野地里的车前草，河岸边的芦根，他都细心采来，耐心煎煮成汤。在四哥精心服侍下，父亲的病竟一日日好转起来。不过一年光景，已能重新踏上水车，踩着木踏板吱呀吱呀地转起来。

那时节，老家第一次解放，共产党、新四军领导的民主政府推行土改。黄小庄前那片四十六亩田里，山芋（红薯）收成好，装满了整条船。父亲摇船回来，路上见人便分一些，到家里只剩半船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仿佛那满船的欢喜，分给别人倒比留给自己更让他开心。

家里请栽秧手帮忙，叫他上街买菜。他竹篮上盖块大白布，布底下却藏着他心爱的胡琴。结果在茶馆里与人合奏起来，竟把送菜做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那些年是他最快活的时光——春节编排小演唱，写玩花船的曲词，《小放牛》的编演组织，处处都有他的身影。

这般好的心境，这般健朗的身板，都因着有个儿子般的四哥陪伴身旁。那默默的陪伴，比什么汤药都更养人。

1950年农历二月十五，我哥“大佩子”出生了。那日院里的老枣树恰好抽了新芽，四哥抱着襁褓里的弟弟，开心地又香又亲的，整天不离手地抱着哄着。他待大佩子，真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家里穷，偶尔得了一块麦芽糖，他总要掰成两半，大的给弟弟，小的塞进我嘴里。他用在夜校里认得的有限的字，一笔一画地教大佩子认“人、心、正”；夜晚在院子里、河堤上乘凉时，指着天上的星星教他数“一、二、三”，识别天上的北极星、北斗星……

最让大佩子开心的，是四哥驼着他走几里路去看“小淮戏（淮剧）”。月色好的晚上，四哥让大佩子骑在肩上，沿着头溪河岸边慢慢走。河面上浮着淡淡的雾气，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。戏台搭在打谷场上，四哥总是挤到最前面，让大佩子坐在他肩上看个真切。散场回家的路上，大佩子已经趴在他背上睡着了，小手里还紧紧攥着四哥给他从宋学洪那里买的糖人。也可能不是买的，或许是送的。宋师傅1928年出生，是外乡过来落户的，他们交情很好。宋师傅是淮安东乡有名的捏糖人的好手，他的糖担子一头是小火炉温着糖锅，一头插着各式成品——有展翅的仙鹤，摇头摆尾的金鱼，还有抱着寿桃的猴儿，个个晶莹剔透，迎着日光，亮澄澄的像琥珀雕的。他捏糖人时，神情专注而享受，右手执起铜勺，在温热的糖稀里轻轻一搅，手腕悬空那么一转、一抖、一提，糖丝便如游丝般顺着勺口流淌下来。这时他的左手也不闲着，食指与拇指极快地捻动竹签，糖丝遇风即凝，一层覆一层，竟渐渐显出形态来——先是个圆滚滚的身子，再是修长的脖颈，最后点上一对玲珑的翅膀，正是一只欲飞未飞的燕子。最妙的是他画龙点睛的功夫，用竹签蘸一点胭脂红的糖稀，在鸟儿眼窝处轻轻一按，那燕子顿时活了神采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振翅飞去。孩子们围着他的担子，看得眼睛都不眨。淮安人有句俗话：“宋师傅的糖人，看得舍不得吃，吃了舍不得忘。”他那双手，把普通的麦芽糖揉成了生活里最甜美的光景。

可是这样安宁与甜美的生活并不长久。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时常要受些不明不白的委屈。我哥大佩子在外头玩，几个不懂事的孩子用泥块砸他，嘴里喊着“打倒坏分子！”四哥总是闻声箭一般冲过去，一把将弟弟护在身后。泥块砸在他身上，可他就像一堵墙，牢牢地护着身后的弟弟。

对外人总是这样介绍“这是我大兄弟，是我弟弟！”四哥的声音不大，却像“九龙桥”上的石头一样坚定，“再砸，就不要怪我还手了噢。”四哥隐忍、克制、和善的脾性之下有着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的护弟之心，是有震慑力的。如果换成是三哥，三哥早就出手了，三哥精瘦有力，一拳可以打死一头小牛，徒手可以宰杀一头肥猪无须他人助力。

1956年，四哥的大女儿玉华出生了，比我小一岁，添丁进口本是喜事，可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农忙时种他们夫妻二人的田，农闲时出门挑个换糖担子，回来总能分享到一些山芋干子之类的好吃的，日子虽然过得紧巴，四哥肩上的担子虽然重了，可他对待我们弟兄的心，却从来没有变过。夏日里，他教我们学凫水，教我们扦柳条编柳篮子、柳筐、割莆编莆扇子、编戽篓，带着我们到河沟里摸螺蛳；冬日里，他把唯一的老棉袄裹在我们身上。那些年，我们的耳朵手脚年年生冻疮，颈项、夹子窝、身上浑身污垢，他总是到了年根，领着我们到街上的澡堂洗把澡，清清爽爽地过个年，那时我小，他护着我溜进去逃票，我们兄弟心里始终是暖暖的。

如今想来，四哥就像里下河地区最常见的芦苇，看似柔弱，实则坚韧。风雨来时，他挺直了腰杆；烈日当下，他撑起一片荫凉。他是过继给我父母的堂兄，也不是我们的亲哥，虽然老话常说“田要深耕，儿要亲生”，但他却用大半生的时光，诠释了什么叫“儿不必亲生，兄不必同胞”。走笔至此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四

老宅西院的西厢房，解放前曾两度遭火，皆是人祸。头一回，是原国民革命军第87军一个师部在此驻了约莫半年，师长顾锡九，究竟是哪个师就不清楚了。万恶的倭寇——日本鬼子来轰炸时，将院中那棵老枣树拦腰炸断，西厢房也烧了近半。第二回，是一个赌棍无赖叫什么“德福”的，来找本家鹤柱大爷的夫人于大奶奶借钱未能如愿，竟恶从胆边生，在除夕夜跑来纵火，连带烧了我家的西厢房。

1964年的秋天，寒流来得格外早。重阳方过，寒霜已降，芦苇叶子一夜之间枯卷发白，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像无数细碎的耳语。老宅经两次火烧，土角墙被多年风雨浸渍，北山墙已然瘫塌，几根屋梁的大头只有油盏那般粗细，是从头溪河南岸祖坟茔地的松林里砍来的树棍木条，几经火劫，熏得黢黑乌糊，脆弱不堪，仿佛经不住三晃两摇，随时都会倾覆下来。

那年，我哥虚岁才十四。家里因有十三只下蛋的母鸭，经春秋两季积攒，还清了往年欠下的口粮，竟略有了盈余，一时成了庄上人羡慕的“富足人家”。那年家里又承包了生产队一头水牛，加上在武汉的三姨娘给我们寄来和合两片共8斤重的棉被胎，“劳力”壮了，工分也多了。秋日里，哥哥利用晌午时间，驾起水牛，在老家四亩地里碾了两间房子用的“土角块子”。那时节，少奇同志提出允许农户有自留地，允许牲畜承包到户，允许农户自养家禽——也就是后来被批判的“三自一包，四大自由”。家里刚有点积蓄，十四岁的哥哥一个人步行五六里去了施河供销社，买回四根碗口粗、约七米长的毛竹。他从陆河街上一根一根扛到横河沟头，用踩扁的芦柴捆成竹排。从陆河大闸口到小施河这三里水路，没有水位差，他脱下衣裳，光着身子在水里推——反正天黑了，没人看得清。夜深了，乌漆麻黑的，他还没回来。

四哥在生产队收工后，受我母亲嘱托，领着我沿头溪河、横河一路往前尾。从崔河沿曹河找到戚河，老家的路那时全是土路。农历九月中旬，河水已是刺骨的凉。横河堆只有两米宽，车施路又是缸粘土，晴天晒干了像钢铁般硬，一到雨天，就成了粘腿的淤泥，一路凹凸不平。四哥拉着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大佩子！大佩乍！大佩爷呀！”老家的规矩，称呼他人用敬语，都是按家中最小辈分的人来称呼别人。那沙哑颤抖的喊声在夜色里回荡，脚步声和呼喊惊醒了整片芦苇棵子里栖息的野鸟、水貂、水老鼠。受惊的野鸟扑棱棱飞起，水貂窜过河面发出啪啪声响，吓得我死死拽着四哥不放。身上不知是跑出的汗，还是吓出的汗，早已湿透了我那件大纱布褂子。

找到小施河时，只听堆下三米多深的河里传来哗啦哗啦水声。四哥喊：“是大佩爷呀？大佩乍？”

“是的四哥！是我啊！”

“兄弟啊！你把我骇死了呢！你紧干（怎么）把毛竹弄到这河里的啊？你太能干了！”“快上来，快上岸！我来，马上过了五支，水就急了，你肯定准（把）不住的！我来我来！”

此时，蓝汪汪的月亮已爬上树梢，亮汪汪的水波，哗啦啦的水声，沙沙的柴叶声，交织在一起。看见趴在毛竹排上归来的大佩子时，我们兄弟仨的眼泪在寒风里瞬间冰凉如结冰。可在四哥的接力中，在他的感叹与夸赞声里，我们心中却腾起阵阵热流。他左一个“不简单”，右一个“有主意”。“这个点子我也想不出来，利用水力推了四里路，弯弯曲曲地，你怎么过来的！太能干了！”

能有今天，还得从头说起。1963年开春，家里终于有了最大最宝贵的财产——十三只小鸭。这十三只鸭子来得并不光彩，是宝应屈庄沙长贵大表哥头一年偷偷送来的十三只鸭蛋、进而孵化出来的。长贵大哥那时在生产队做饲养员，隔个几天偷偷拿一个，隔个几天偷偷拿一个，一共攒了十三只鸭蛋，鸭子长着长着分得出公母的时候，他又用小母鸭将小公鸭调换走。但家里颗粒饲料没有，纯靠放养，全是吃纯绿色、无公害食品。我们兄弟俩刨蚯蚓、捉田鸡、扫蜗牛、捞河蚌、拾田螺、拾张席爪子、瘪蔷果子，各种野芦沭，生产队玉米地里剩下的嫩棒头，冬天的茨菰田、胡萝卜地，但凡是鸭子能吃的，我们都刨回来、捡回来、拾回来。经过春、秋、冬天，人和鸭子睡在一个屋里，哪还顾得上什么卫生？鸭屎虽臭，久居则不觉其臭，可能我比鸭子还臭，只盼着鸭子早早生蛋。

1964年农历二月初二，传统的龙抬头之日，也是老家风俗中“土地爷”暖寿的日子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只“扣颈鸭”下了头生蛋。母亲又是偷偷摸摸供香案又是磕头，把蛋煮熟后先敬张仙菩萨，再切成几瓣，一家人分食时虔诚得像品圣果。“张仙”是一幅画像，是我的外公专门从“十方观音庵”请来的贡奉多年的“张仙”，让三表哥杨茂兰背着请进家门，三表哥今年九十岁，还健在。四哥两口子上年也攒钱买回六只母鸭，跟我们的在一起放养。每逢打雷下雨，四哥总是戴上破斗篷，披着秃了下摆的蓑衣，冲向我们放鸭的方向，一路跑一路喊：“大佩子！小红子！不怕啊！哥来了！你们在那里不动，我来了！”

记得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冬天那场大雪。天突然就变了脸，雪片子砸下来，转眼之间感觉有齐膝深。狗仗人势，雪仗风威，北风卷起雪浪像要吞掉一切。鸭群逆风站着，伸长脖子像企鹅，死活不肯挪动半步。我哥大佩子怪我道：“叫你在家，你不听，小罪分子冻死活该！”又说：“不许哭，再哭，把你推下河！”可他自己也哭了。我反安慰他：“四哥肯定会尾（找）过来的，我们再哭就听不见声音了。”

呼啸的北风哨子般尖叫，雪钻进脖子化成冰水。大佩子用竹梢绳箍住我俩脖子，不让雪再往里钻。“不怕！雪马上就停了，我懂天文地理。四哥会找到我们。”他不停地鼓劲，“要不停跳，不许缩着不动！”风越吼越瘆人，大雪像“篙绕子”翻滚。那些年的冬天，我们都只有一条单裤、、一件千层的“老纳袄”，耳朵手脚年年生冻疮，唯一比他人看到希望的是有了十几个鸭宝贝。

我哥把头上戴的破斗篷绑在竹篙上使劲摇摆：“小弟不许哭，我去高处，让四哥能看见！”

正绝望时，风雪深处传来四哥撕心裂肺的呼喊。只见他拐着两只簄篓跌撞而来，冻裂的手背渗出的血珠在雪地上绽开朵朵红梅。三人相拥时，泪水瞬间凝成冰链。他竟脱下棉袄裹住我们弟兄俩，自己穿着单衣裳将我俩揽进怀里：“不怕！哥来了！”四哥就是这样的人，忠厚得像个闷葫芦，风雨来时，比谁都勇敢。

到家了，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天不绝两个小畜生！”香火缭绕里，四嫂子忙着烧水。母亲连忙说：“不能用热水洗，用雪擦，快脱了衣服下被窝！”四嫂从家端来棒头糈子粥，那个香啊！夜里母子三人蜷在西厢破屋，被子上摆满接雪水的盆、桶。母亲讲王宝钏守寒窑，刘秀赶南阳，再听鸭子的嘎嘎声，竟度过了一个风雪夜。

十九只扁嘴生灵在四哥的竹竿指引下，每日准时从头溪河游回。他边撒秕谷边对我母亲念叨：“二妈您看，这些鸭子都晓得排成诗行子……养儿不读书，岂不是连这些鸭子都不如？”说罢偷偷从屋里翻出《孟子》，那是我大(dià)（父亲）去世前给他的。扉页上馆阁体毛笔字“难为你了！支撑你两个弟弟念书！”为了帮衬我们兄弟俩读书，四哥承揽了大部分重活、累活、苦活。我哥小学升初中，全乡第一名，上初中念了一段时间，因家庭成分不好被勒令退学。四哥长叹……欲哭无泪。

五

1967年大雪封门时，四哥蹲灶膛口给将要参军的我哥烤棉鞋。火星噼啪响，他轻哼《赵匡胤千里送京娘》，唱到“男儿泪不轻弹”时刹住声，把像要被烤糊的棉鞋垫捂在胸口，呜咽着哭。八个月后，乡邮递员送来六十七军提干的喜报，他抱着信纸在门前的香椿树下转八九圈，蹲在地上哭得像偷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。十八年了，整个一大家子都在社会最底层，他太清楚那些年的艰苦、艰难与艰险，但凡是上工，我母亲、大婶子、小哥他们几个总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；其中有一年，也就是1960年，家中饿死叔侄姑婆六人，我父亲、我庆恒庆怡两个堂哥、邱家小堂姑、卢秀兰嫂子、二表哥赵金龙。写到这里，要说的是，对于那段岁月，过来人都有着刻骨的共同记忆，1960年前后，连续的自然灾害使田地歉收，收成远不如往年，加之当时国外环境的急剧恶化，诸多因素交织，让上至主席下到百姓的日子都格外艰难。好在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，日子才一天一天好了起来。这些经历，如今已成为我们珍惜当下、敬畏粮食的深刻教训，忧患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丢。

我初中毕业后，想参军没去成，从生产队会计、生产队队长、民兵营长、村民委员会主任一步一步向前走。那时候，年年冬天都有“挑河工”的任务，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，我们村主要由我带队。1978年数九严冬时挑大河工的任务出来了，当时大队干部分为两派，有的干部不听书记的安排，我是最年轻的，书记找到我，我二话没说，“干！”四哥说：“年轻人要敢闯敢干，兄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把四哥也带上帮你烧饭，我不会煮大蒸子，你四哥洗菜、烧火会，这些苦我能吃得。”

挑河工，往往远离民房，没有依托，干活的条件差，生活的条件更差。天未亮，他便起身生火，灶膛里火光映着他冻得通红的脸。粮食紧缺，他却粗粮细做，将玉米面掺上野菜，再蒸成馒头；稀饭里加些山芋干，熬得稠稠的。民工们下工回来，他早已将热饭热菜备好，分菜时总是公平公正，从不多占一勺。有人抱怨菜少，他便悄悄将自己的那份拨过去，低语劝慰道：“出力的人，不能饿着！”

那时挑河工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二斤半米、两毛钱菜金。吃的无非是大白菜加点猪油，偶尔掺些豆腐，十天半月才能见一顿肥肉。青菜是主菜，既做咸菜又做汤。40多人的伙食，每天要洗几大箩筐的菜，始终是四哥一个人默默承担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另外两个炊事员袖手旁观，只有四哥左一趟右一趟地拐着大箩筐，独自到水骑桥边清洗。我心头腾地窜起一股火，厉声质问那两人：“这菜是我老四哥一个人包下来的？你们是大师傅就光站着？太不像话！看他老实就好欺负是吗？再这样下去，明天就给我挑河去，我换人来！”吼得他们面红耳赤。从那以后，他们才开始轮流洗菜。

四哥还不住地说：“没事，我能做。”我斩钉截铁：“往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，绝对调你们去河工！从今天起，吃饭你们三个和我一起吃，别想背地里开小灶。”

四哥总是抢着做最重最苦的活儿，不断打着圆场：“跟我兄弟干的，吃点苦怕什么。把大家伺候妥帖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！”说这话时，他挺直腰板，腿肚子绷得紧紧的，那种满满的自足和自豪，至今想起，仍让我心头滚烫。

夜晚，民工们挤在工棚里歇息，四哥却还在灶边忙碌，准备第二天的伙食。我劝他早些休息，他摇摇头：“你们干活累，吃不好哪有力气？”月光下，他的身影在土墙上来回晃动，像一根不屈不挠的芦柴。

有一次，几个年轻民工因吃不饱闹情绪，四哥不急不恼，将他们叫到一旁，轻声细语道：“粮食就这些，大家匀着吃，工程完了，公社会有补助。”他又悄悄将自家带来的小半口袋玉米面掺进大锅，那一晚，稀饭格外香。事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自然明白。实诚待人，总不会错，又有谁傻，有谁会傻一辈子呢？”

那次挑河工，在四哥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大队荣获上级嘉奖，领到一面红旗、十条大毛巾。四哥被评为先进个人。他激动地对我说：“兄弟，我这辈子头一回得到共产党的奖啊！”

六

改革开放伊始，庄上的鸭群像游动的云。1981年，四哥去上海卖“咸鸭”，带回一把全自动的玩具手枪，用小牛皮枪套装着。我儿子扣动扳机发出嗞啦嗞啦声时，他开心地说：“你大爹当年给我买的芦笛才三分钱，这把枪能买七百支芦笛呢。”那把玩具手枪差不多抵得上三只“咸鸭”的价钱。暮色照亮他渐生的白发，那些银丝像时间凝的霜花。

那几年，我母亲在青岛带孙女，我们要干农活，儿子只好带到田间地头，累了时就把他放在稻草上休息，身上长了许多痱子，睡梦中说“蚊子！蚊子！”一个人放在家里，冬天时会从草窝子里栽下来，如今他的头上有多处骨质增生就是那时候摔的；天气暖和的时候把绳子把他拴在门前的树上，面前盛一碗稀饭，最温馨的画面是，他、鸡与狗一起抢食。

有时寄放在西边夏三奶奶那里照看，夏三奶奶是位好人、老实而厚道，但是照看的孩子多，难免相互影响，回来时脸上有时有抓挠的印子。四哥比我们还舍不得，让四嫂不准再下田干活了，每天主动把我儿子接过去，交给她全职照应，他家里那时只有一只鸡下蛋，每天的鸡蛋只准给我儿子吃。

四哥肝病最重的1982年春，他扛着我儿子去东边为王殿高大爷家送别，招呼庄邻：“侬个替我照应匣（孩）子！”又硬撑着去看油菜花田，颤巍巍的肩胛骨硌得孩子生疼，却稳当如船夫脊背。“人活着就像油菜结籽，”他指着满地金黄轻声道，“榨尽了油膏还能肥田……”

风把最后的话吹散在花海里，我只记得有只凤尾蝶停他霜白的鬓角，翅翼开合如翻动的书页。农历三月二十七，阳历4月20日，四哥撒手人寰，虚龄50岁。头天我刚从运南闸复线工程回来，四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像样子，人枯瘦得骨瘦如柴，皮肤龟裂得一擦飞雪一般的脱落，他疼痛难耐，我给他擦、揉、搓，他说：“好多了，还是我兄弟好，他们都不敢靠我，说我摸下门鼻子，他们摸了都会过给他们......”“你是我亲兄弟，四哥这病活不长了。那棵泡桐树，放下来给我打口棺材。家里没米，你给我从粮管所借些来，今年小麦收成还可以，到时够还的，兄弟啊！我身后事你一定照我话办啊！”我陪他一夜到天亮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，谈许多过去的人和事，他跟我托孤的话，我是一一点头答应，实指望给他打打岔，安慰安慰他，哪知我刚到大队部参加大队两委会，没有一会儿，家里人报丧来了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小爷，你快回家！四爷不行了，要走了！四妈说：叫你快回，他四哥要他呢，就等他到！.....”

临终前，他忍着病痛、气息微弱，却仍紧紧攥着我的手，一遍遍地坚定不移地嘱托：“匣子（意：孩子）不能再放鸭子了……再难……再难……砸锅卖铁！供后人读书！”

这临终嘱托，成了我们家跨越时代的信条。那些年，我们真正理解了何为“节衣缩食”……四嫂黄氏面对空米缸时的沉默，孩子们打着补丁却洗得发白的衣裳，冬夜里为省炭火而聚在一室读书的温暖。夏日蚊虫叮咬，冬日冻疮遍布，所有艰辛都化作无声的动力。这不仅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，更是为了打破世代困守的循环，让四哥那份在风雨中淬炼出的坚韧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生根发芽。

而今，老家北边的芦苇比从前更茂密也更苍劲，在风中摇曳出不变的坚韧。四哥的孙子俊俊，是孙辈中能吃苦、知奋进的之一。多少个深夜里，他窗前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。台灯的光晕柔和地照着他年轻而专注的脸庞，书页翻动的沙沙声，像极了当年芦苇荡里不息的风声，也像他爷爷在星光下教我们认字时，那执着而温暖的语调。他大学期间荣获一等奖学金八次，上海市奖学金三次，并荣获国家奖学金，更凭真本事远赴英国留学，荣获“技术革命奖学金”八万元；他不只在书斋里用功，还在上海市运动会的跆拳道赛场上勇夺亚军，展现了中华儿郎文武兼修、勇于登攀的志气。我的孙子象象，也被公派留学，在海外孜孜求学。地球另一端，两个孙辈的身影，正与当年四哥在河堤上为我们指认的北斗星遥相呼应。星光依然明亮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为所有在暗夜中前行的人指引方向。

从苏北水乡延伸至世界舞台的旅程，应该知道：个体的奋斗从来都与时代的浪潮、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。没有富强的国家，个人再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折腾不出什么名堂。从四哥在头溪河畔放鸭子，到俊俊在泰晤士河边求学，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变，更是一个民族重视教育、崇尚知识的文化血脉在当代的延续与证明。它超越了“砸锅卖铁”的物质艰辛，升华为一种“肯登攀”的精神传承。每一个平凡家庭的奋斗史，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缩影？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百姓，如同里下河地区的芦苇，看似柔弱，却有着惊人的韧性——风雪压顶时暂时弯曲，但根系始终深扎泥土，待春风一度，便焕发出更蓬勃的生机。

回首望去，方知血脉如河，百转千回终入海；亲缘似网，纵横交织自天成。前辈所有的辛劳、委屈与牺牲，都未曾白费，它们化作了后辈脚下最坚实的阶梯，印证了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的朴素真理。放眼这片土地上无数为后代教育默默付出的家庭，他们同样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“厚德承宗”的故事。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努力汇聚在一起，便构成了这个民族最坚实的根基，最恒久的希望。恰如母亲当年常念的那句：“雪压芦荻头虽白，冰摧菱藕节更坚”。